柏拉图还说,上行的道路被认为是幸福的,下行的道路却是可悲的(518b)。回到洞穴的灵魂明白,等待他的是其他囚徒的讥笑和仇恨,他们不会理解他为什么想带他们走出洞穴,他们只会抗拒,抓住他,对他吐口水,在百般凌辱之后杀了他(517a)。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在暗夜中独守客西马尼园的耶稣。他明知苦路就在眼前,心里忧伤,却无人分担(身边的门徒昏然沉睡,何曾叫得醒?),于是仆倒在地三次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背负十字架的充满荆棘的苦路,与柏拉图神话里回到洞穴的路,在此完美地重叠在一起。“再微小的贪恋也会妨碍灵魂的转变”,在那个无比艰难的时刻,耶稣放下最后一丝有死者的贪恋,完全地顺服上帝。薇依认为,这种死亡的姿态就是基督宗教语境里的皈依,“堪称为基督宗教神秘学说的中心所在。”   在灵魂脱离肉身之后,在穿越死亡走近上帝之后,圣人必须从某种程度上重新化回自己的肉身,以便在这个世界上、在有死的人生里传播超自然之光的映射;以便把这有死的人生、这个世界转化成一种真实,因为直到此刻一切还如梦幻。就这样,由他去完成创世的剩余工作。上帝的完美模仿者要先脱离肉身,再化回肉身。   这样,柏拉图洞穴神话的第二阶段(回到洞穴)先知般地预言了基督的降临。柏拉图没有继续以叙事的方式探讨回到洞穴中的人,神话在谈及回到洞穴的必然性时结束了。不过,从某种意义而言,福音书把柏拉图的故事讲了下去。耶稣的生平和言论,岂非就是回到洞穴中的人的一本书?

他很快被人称为“赤本漫画之王”,因为当时的漫画书,都是红色封皮,这个赤本的意思,也有便宜漫画书的意思。但手冢治虫的漫画书都是精装的,很畅销。

很多人认为手塚先生受迪斯尼动画的影响比较大,实际上,他受中国动画,尤其是万先生动画的影响更早,也更深远些。

治在修炼所的军训是治的噩梦,一天虽然有三顿饭,但是菜是一点也没有的。他饿得受不了,有一天,治半夜爬出窗户,翻过篱笆,溜出宿舍,步行到车站,乘车逃回家。

在柏拉图经常援引的俄耳甫斯秘教传统中,有这么一段铭文,很像在告诫入会者必须把某个咒语牢记心头。 你要说:“我是大地和布满星辰的广天的孩子, 我是天空的后代。这一点你们都知道。 我如此干渴,我已死。快些给我 从记忆之湖涌出的冷冽的水。” 这样,他们就会让你喝那圣洁的水。 从此你将与其他英雄一起统治。   灵魂得救的首要条件是干渴。干渴本是一种身体感觉,在这里譬喻灵魂对某种被遗忘的真实的渴求。当这种渴求达到极致时,灵魂将干渴致死。在秘仪过程中,身体的疼痛感觉是必要的,乃至死亡。

手塚治虫的爸爸酷爱摄影。父亲的家族里,有医生、法官,照片上是他的爷爷和奶奶,爷爷就是著名法官。母亲这一边,外祖父是陆军中将,大舅是日本的画家,母亲和日本画家冈本太郎也是好朋友。 这样的家庭,对手冢治虫未来的生活、学业都有深远的影响。

人类住在一个地下洞穴里,全身缚着链条,不得动弹,只能朝前方看,不能转头。他们在黑暗中这么生活了很久,不觉得有任何不妥。直到有一天,他们中有人被解开束缚,被迫站起来,转头,走动,看见,同时明白原先自以为看见的只是影子。每个动作都让这人感到撕裂般的痛苦。但这还不够。他还要被强拉到一条难走的路上,这条路通向洞口。他要走出洞穴,面对太阳,眼睛顿时如瞎了一般。所有这一切犹如酷刑,他心里充满恐惧和愤怒。他要费劲全部心力,才能慢慢适应,看见阳光下的世界的真相。

在《薇依一家》中,西蒙娜的侄女回忆自己从未谋面的姑姑。在她出世不久,西蒙娜即在伦敦逝世。她长得很像西蒙娜,从小是祖父母的慰藉。成年后她做了个梦。梦里西蒙娜要把她带走。她百般不愿,因为她爱生活,爱冬夜的沉寂,刚会走路的儿子,玫瑰色的天空。情急之下,她在梦里告诉西蒙娜,她爱自己的身体,不能忍受没有肌肤相亲的欢娱。醒来以后,她不无自嘲地想,西蒙娜一生没有谈过恋爱,大约也不曾和哪个男人亲近过,她的侄女却贪恋“身体的需求”,承认自己喜欢做爱,这真是最有颠覆性的背叛了。

首次刊登的前一天晚上,他兴奋得睡不着,早上6点半,治就出门了,在寒风中找报摊,本来等一下,就会有人送来,但他实在等不及了。他起来太早,报摊都没出来,他就坐着轻轨,一站一站的找,最后终于买到了。看着自己的作品刊登出来,他兴奋喊出来:“我是漫画家了!”

1947年,他出版了《金刚》《火星博士》《怪盗黄金棒》,1948年,他出版了《消失的世界》等书。到1953年,治虫共出版了34部长篇漫画单行本。

连服务员都认识他了,她们会问他,你没有工作吗?他也不理会,在附近找了个宾馆住下,看了80次。加上在别的影院看的,达到130次。

薇依(Simone Weil)1909的年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文化教养很高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1926年到1931年,薇依进入巴黎高师从事哲学学习、研究。1931年到1934年,薇依先后在外省的几所中学任哲学教师。为对世上的苦难有切实的体验,1935年她到阿尔斯通、雷诺等工厂像真正的工人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从1940年到1943年,这是薇依著述最多也最为重要的几年。薇依对以往的劳动、战斗、政治参与、社会活动的经历进行理论总结。在马赛、纽约,最后到伦敦,她写了一本又一本的笔记,内容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直至1943年因饥饿、重病死于伦敦郊区的修道院。

中介以多种形态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在薇依的解读下,这个“纯希腊”的理论形态如旧约经文频频预示救世主的来临一般,成为基督教语境里的种种“喻像”(Figure)。

“对您谈我自己,这让我厌倦,这是个微不足道的话题。”她在信中这么告诉佩兰神父。除非迫不得已,她不谈自己,更不谈身体。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倒是多次谈起身体,比如他说身体是灵魂的坟墓(《克拉底鲁》,400c),又在临死之前声称,人类住在一个牢狱里(《斐多》,62b)。苏格拉底这是在援引俄耳甫斯教秘仪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古老说法,以譬喻的方式叙说身体:身体像坟墓,身体像牢狱。譬喻是一种根本的叙事方式,与言说相伴相生,自来就有。从这一点看来,薇依似乎秉承了她的古希腊老师的身体观,却走得更远。她每次提及身体,身体本身不是叙事对象,而是叙事方式。身体就是譬喻。

治自从开始创作,就为自己起名为手塚治虫,这个笔名的来源,因为他从小酷爱昆虫。 手塚治虫这个名字从此就用了一辈子,从未改变过。他将最后的虫字,加了两个点变成了一个卡通的眼睛,这个签名成为他的经典签名。

儿子手塚真后来称为电影导演,在他的的印象中,和父亲两人单独长时间的谈话,几乎一次也没有。“我和那个有名的手塚治虫住在一起”。

本片在日本成功,居然在美国也相当成功。美国的NBC电视台播放了本片,译名为《星际男孩》。后来一下子买了近两百集的动画片。这让治虫特别惊喜,他想不到,自己的第一部动画片就在美国放映了。

他总是听见美国进行原子弹的试验的新闻,希望能够将科技用于和平,这就是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

西蒙娜只活了三十四岁。年轻的未经岁月沧桑的身体,毫无疑问;却是受尽病痛折磨的身体:自小体弱多病,三岁几乎夭折,长年承受头痛症和结核病。她本也清秀皎好,却不修边幅,戴着和哥哥一样的古怪圆眼镜、男式贝雷帽,常把衣服穿反,鼻尖沾着墨水。有点驼背和斜视。吃得很少,抽烟很凶。讨论时说起来没完没了,生硬决断,令人不自在。

托漫画的福,在学校欺负治的人越来越少了,朋友也变多了,这些都是漫画的功劳,对治而言,漫画简直就是神明!渐渐地治也开始画起漫画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治画了整整一本笔记本的故事,拿到班上给同学们传看。

其实治不是在给姐姐们起外号,因为当时他发音不准,把“歌剧姐姐”的发音错说成了“狐狸姐姐”。

这一对父子的关系,和宫崎骏父子有特别相似的地方。宫崎骏的长子宫崎吾朗说:我小时候,什么都不缺,就缺父爱。

1959年,治虫和自幼青梅竹马在一起的冈田悦子结婚,婚后第二年,他和妻子在练马区富士见台盖房子安家。

同学们都很喜爱他的漫画,当时是战争时期,不能有娱乐和画展,但一个同学出了个好主意,就是在厕所里展览漫画,因为他们使用的厕所是学生专用的,长辈和师傅们使用另外的厕所。

薇依对古希腊精神的解读超越了传统的禁锢。二世纪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曾疾呼:“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学园与教会何干?异教徒与基督徒何干?”两千年来,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仿佛竖着看不见的无边鸿沟,古希腊传统与犹太基督教传统作为西方精神文明的两个源头,从来不曾在真正意义上流到一处。在《致一位修士的信》的结尾,薇依却说:“人们若能明白希腊几何学与基督信仰同出一源,人类的命运该有多少变化呵!”正是在这一超凡信念的支持下,她声称“《伊利亚特》的作者爱上帝”,不但如此,通过解读《王制》第七卷中的洞穴神话,她还要向世人证明,“柏拉图的哲学不是别的,就是一种爱上帝的行为”。

薇依赞美格利高利圣咏,认为它在技艺上拥有如神一般的精妙,只有古希腊的数学可以媲美。格利高利圣咏的奥秘在于:“上行运动连续不断地服从于下行运动”,也就是说,人向神的上行运动,必须服从神向人的下行运动。人类不可能干涉神性的运作,只能完全赞同,单纯地去爱,在苦难中欲求善,也就是在必然中爱上帝,这恰恰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呼告的启示。   无论人们在宗教问题上公开主张何种信仰(包括无神论),只要有对必然的完全真实和无条件的赞同,也就有上帝的爱的充盈;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可能。这种赞同构成了基督对十字架事件的担当。   薇依多次提及基督最后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在她的阐释下,十字架的真理在那一刻已然超越信仰和文明的疆界。事实上,薇依不仅从福音书的基督精神中看到古希腊精神的传承,还检视了几乎所有古代文明:埃及、以色列、印度、波斯、中国……她认为,在罗马以前,每个古代文明均有自己的神圣经验,这些神的启示尽管说法不一,但均“通往某种超自然的真实”。为此,她摘抄并注释了各种古代文明的经典,从俄塞里斯神话到《死亡之书》,从《奥义书》到《薄伽梵歌》,从庄子、列子到《道德经》。在所有古代文明中,她最不赞同以色列和罗马。她没有真正接触过犹太教,但否定《旧约》的绝大部分内容(除约伯记和诗篇以外),批判希伯来人灭绝“非上帝选民”(比如伽南城民)的残忍。同样,她认为罗马人欠缺神性的启示,才会建造出一个极权的罗马帝国,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古老文明。撇开这些批评所引起的诸种争议不谈,我们还是可以了解潜藏背后的逻辑。薇依在各种古老文明中寻找“基督精神的预现”(intuitionpré-chrétienne,语出佩兰神父,后来成为她的一本书的标题),寻找神性与世俗的和谐,重负与神恩的张弛。在此生的困境中,人类不可能无辜地过一种纯粹世俗的生活(即便无神论者,也不得不面对某种生命的必然),然而,如何使神圣既不损害或取缔世俗,又不与世俗相混、丧失自身的纯粹?这个问题困惑着从古至今的人类。各种古老文明中的“基督精神的预现”,无不表明“神圣是世俗的起源和命运”,从某种程度而言,现代性人类的精神困境就在于这一古代精神的缺失。薇依不只一次定义古代中国文明的神性经验:“纯粹神性运作,看似无为的有为的充盈,看似不在、空洞和沉默的存在的充盈。”有趣的是,这个定义与上文所述的薇依身体叙事的启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样,哲学凝思的飞跃,不是从身体到灵魂,而是从灵魂到灵魂。属神的灵魂走出洞穴看见阳光、触及神性还不够。“灵魂的完整转向”,关键在于属人的灵魂。由于与生俱来的属性(“肉身的”)限定,它还沉睡在黑暗的洞穴,没有醒来。为此,在历尽艰辛走出洞穴之后,囚徒还要再回洞穴。换言之,灵魂为了摆脱沦落所要走的那条最艰难的路,先是要出世,然后还要入世。秘仪在模拟了一次离开尘世的死亡(走出洞穴/上行)之后,还要模拟一次重返人间的复活(回到洞穴/下行)。二者缺一不可。

治虫没什么更好的纸,就画在照片的背面。 这些蝴蝶和昆虫是他初一时候画的,很多人认为是照片。治采集到昆虫,就用圆头钢笔和水彩画具来写生,每幅都和实体一样原大,为了画出真实的颜色,治割破手指挤出鲜血来做颜料。

治在修炼所的军训是治的噩梦,一天虽然有三顿饭,但是菜是一点也没有的。他饿得受不了,有一天,治半夜爬出窗户,翻过篱笆,溜出宿舍,步行到车站,乘车逃回家。 母亲被半夜的敲门声叫醒,打开门,治象一个幽灵站在门口,瘦骨嶙峋。妈妈问:“怎么了,孩子?”“我肚子饿”。母亲立刻把家里所有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从饭团到年糕,治狼吞虎咽的一口气吃光了。 母亲让治把剩下的都带在身上,治含着眼泪,坐上车连夜赶回去了。 他的噩梦还没完,两条胳膊出现疹子,但护士的针头不卫生,他的胳膊打了针粗了一圈,治才被允许回家。发着高烧踉踉跄跄回到家,妈妈赶紧带他去医院,医院说他再晚来两天,就会成为败血症,那样的话,就要切除两条胳膊。幸好暑期结束后,治痊愈了。治从那时候起,想做救人命的医生。

他在课余时间,还是去采集蝴蝶和昆虫标本,一次,他看见手中挣扎的蝴蝶,突然想到了战争中被烧死的人,觉得蝴蝶的生命也只有一次,于是,他放走了准备用来做标本的蝴蝶。后来,他就再也没去采集蝴蝶标本了。

于是,治来和总编见了面。总编问:“你能画四格漫画吗?”治有点不自信,说“我一直画长篇”,主编说“你先去画吧”。就这样,治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小麻的日记》。

那么,薇依如此明显地拒斥自己的女人身体,应该归因于某种童年阴影或心理情结吗?比如在才华横溢的哥哥面前感觉自卑,甚至一度想要轻生?或者如某些评论家所言,她真是一个被宠坏的“不”小姐(Miss Non),在拒绝一切(包括自我)中寻求形而上的绝对快感?在此,心理学的解释尝试显然过于草率,也不让人信服。倘若从某种信仰情怀的角度看,我们的问题显得相当不恭敬,也不合时宜:何必哗众取宠地对一个“圣人”的身体大做文章!不过,如果说刨根究底有时候是必要的,那么,透过文本去理解一位作者在任何时候都是恰当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借鉴尼采挑战不合时宜的勇气,从薇依本人的文字出发,斗胆做进一步的假设和沉思。在这种对身体的拒斥背后是否还藏有玄机?倘若不是心理学层面的规避,那么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吗?在薇依的哲学里是否存在某种特殊含义的身体叙事?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思考这些问题在当下的汉语语境里又能引发哪些启发?下文将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疏理和解答。

这部片子在38分钟结束后,会馆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虫制作”的第一部作品,荣获了“每日电影公演第一届大藤信郎奖”等很多奖。但是没有收入,20多个员工的工资都从治虫那里出。

田河水泡是治的偶像,他特别喜欢田河的漫画,他还说:“我也要成为田河水泡那样的人”,然后他就开始模仿他的作品。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妈妈带着治去看电影,治看到了米老鼠,从此,他就迷恋上了米老鼠。

同样的教诲在基督教福音书中重新获得显示:还有什么比耶稣受难的事件更能代表人类的困境和绝望?“我的上帝,你为何离弃我?”在薇依看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呼告不仅充满苦涩,更充满爱(依然是道成肉身的启示)。她从中看到了古希腊精神与基督精神的相互承接:   如果说《伊利亚特》是希腊精神的最早显示,那么福音书则是最后一次神奇的现身。在福音书中,希腊精神不仅仅在于要求人们在一切善德之外寻找“上帝的公义王国”,还在于人类的困境在一个同为神和人的存在者身上得到展现。耶稣受难的叙事表明,道成肉身,也要受苦难的败坏,在痛苦和死亡面前发抖,在绝望的尽头感觉被人和神抛弃。人类困境的情怀带来一种简朴的语气,这是希腊精神的标志,也是阿提卡悲剧和《伊利亚特》的意义所在。福音书中的圣言在很多时候与史诗的语气奇特地接近。        基督道成肉身,正是在极限的苦难中显示善美。这样一种精神在古希腊传统中早就存在。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和厄勒克特拉、《申辩》中的苏格拉底、《王制》中被钉上十字架的义人(361e),均显示了与耶稣相似的精神特质。他们独自对抗极端的困境,承受孤独、苦难、耻辱和不公的重负,尽管时时感到虚弱,但他们始终坚持良善,没有放任自己在不幸中沉沦。在薇依眼里,他们都是“爱上帝”的,他们如先知一般地预告了基督的来临。在无法疗治的苦涩深处,在上帝不在的绝望之中,他们依然坚定地爱:“爱上帝正是这种苦涩和这种残缺的本质所在”。

在上述讨论各种形式的肉身之爱的引文之后,薇依继续写道:   人类对世界之美的爱欲,从根本上是对道成肉身的爱欲。他若以为是别的东西,那将是大错特错。只有道成肉身能满足这种爱欲。       这个总结式的句子颇令人意外。薇依以“道成肉身”替换柏拉图的“美的沧海”(《会饮》,210d),一下子从柏拉图的爱欲观跳开,转入基督精神的启示。身体本来只是一个譬喻,却凭借“道成肉身”,重新获得充盈的含义。这是薇依哲学的独特之处,也是本文讨论的关键问题。

1944年16岁的治因战争关系被派入军需工厂担任劳动员,那是他初中才四年级。双手因感染到细菌差点坏死,后来被奇迹般的治愈。 一到中午,他就在休息时画漫画,治花了一个月完成了一部长篇漫画。 同学们都很喜爱他的漫画,当时是战争时期,不能有娱乐和画展,但一个同学出了个好主意,就是在厕所里展览漫画,因为他们使用的厕所是学生专用的,长辈和师傅们使用另外的厕所。 于是,治每天都在厕所里展示一张漫画,第二天换新的。厕所的展览很成功,大家都追捧着治的漫画。

这本漫画书角上画着翻动就能动的漫画,是妈妈为了哄手冢画的。这几乎就是他的启蒙作品了。这是手塚的小学四年级的作文本,上面也有漫画。

治虫没什么更好的纸,就画在照片的背面。治采集到昆虫,就用圆头钢笔和水彩画具来写生,每幅都和实体一样原大,为了画出真实的颜色,治割破手指挤出鲜血来做颜料。

Dieu dans Platon。柏拉图对话中的上帝。汉语之所以可以大胆译作“上帝”,是因为薇依无意指向柏拉图对话中频繁出现的古希腊传统信仰里的“多神”(否则应用复数的Dieux),而是明确地指向基督宗教语境中的“上帝”(单数的Dieu)。这个标题向我们预示,薇依将带着她所一贯坚持的特定提问方式,在基督精神的光照下解读柏拉图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