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时代“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二战以后,德国分为东德和西德,分别被前苏联和美国占据。影片《窃听风暴》就是反映当时东德现状的一个写照,通过监听者和被监听者之间发生的故事,展示出东德人民在极权主义制度下挣扎和反抗的决心。

或许有导演会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不尽如人意的环境,然而,33岁的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诫世人——无论境遇如何,每个人仍可以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人性"一直是中外文学创作永不过时的话题,自然,影作品也不例外。荣获2007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便是这样一部不过时的电影。它以分裂的东西德为社会大背景来展现危急情境下血淋淋的人性,但导演唐纳斯马克却意不止于此,他在开诚布公的道出人性之恶的同时也毫不吝啬的展现了人性之善。

九月这一天 洒下蓝色月光杨李树下一片静默轻拥着 沉默苍白的吾爱偎在我怀中  宛如美丽的梦夏夜晴空在我们之上一朵云攫住了我的目光如此洁白  至高无上我再度仰望  却已不知去向……

电影《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是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故事发生在德国,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白色恐怖之下,同朋友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唤醒了民众。

《窃听风暴》的导演多纳斯马克1973年5月2日出生于德国科隆,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1996 年进入慕尼黑电视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窃听风暴》作为他的首部长片,在诸多电影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9年前,早在筹拍《窃听风暴》时,多纳斯马克便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著名作家的私生活?他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以及在监听过程中自己的心理是如何变化着。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然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是都有资格,也有必要去思考一下人与社会的关联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是自己,也不是自己。虽然我们大家的大多数不会成为那个在社会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那么,在做一个升斗小民之时,对于“平庸之恶”,我们至少还是有说不的权利的,而这种“不”积少成多,它的改变性力量也就愈加明显了。

由于监听工作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他受到上级的质疑,并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就是审问克丽斯塔,找到她丈夫叛国的证据,就是德莱曼在西德出版的书所使用的微型打印机。在卫斯勒审讯的过程中,他把所有的话全藏在眼神里,极力暗示克丽斯塔,几次重复:面对你的观众。这曾是他在克丽斯塔不得不去酒店会见部长的痛苦情况下,鼓励和劝慰她的。遗憾的是克丽斯塔根本没有认出他,更不知道这是他的暗示。为了不进监狱,为了重新走上舞台,她终于将德莱曼藏在门槛下的打印机秘密说出来。

关于影片: 就像是过去东德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一样,《窃听风暴》像是一只巨大的蟒蛇一样牢牢控制着,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该片围绕一名史塔西军官和一位作家而展开,讲述了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间谍工作。 这部异常卖座的电影是编剧兼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首次执导的长片。这样看来,该片很容易受到高消费阶层的热烈欢迎,无论在哪里,都会对影片中的完美编剧和精彩表演而赞赏有加。

关于演员 复杂的剧本在许多戏剧性的和感情上的线索中得到铺展和平衡,演员的表演同样镇静而干脆。贯穿全片的都是大段的对话和近景镜头,几乎没有任何的肢体动作,它从电影一开始就能够深深吸引住观众,仅仅通过演员强大的表演能力,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它并没有迷失于惯常的政治-惊悚片简单而陈旧的套路上。当维斯勒从一个调查他人生活的观察员变成了一个操纵者和参与者,并且还像一支老鼠一样掉进了自己挖的陷阱中被人抓住,他于是像任何一个意见不同者一样迅速逃离起来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从更抽象的层面说,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一切目的莫不是为了阻隔或割断社会横向的交往,借此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无条件投降。所谓极权就是要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境地。

自杀前,艾斯卡曾近乎绝望地对德莱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卫斯乐陶醉于德莱曼的琴声之时,观众看到一个吊诡的事实: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的第一手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使窃听者成为一个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于是,人们反抗情绪越来越高,许多艺术家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悄悄地与腐败制度做争斗。但这些做斗争的人里并没有享有盛名的作家德莱曼,他一直是“体制内”的作家,在德莱曼心里,自己是不可能被监视的,事实上,他是一直没有被监视,但这一天很快就结束了。监视他的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安全局特工——卫斯勒,他一直独居,为人低调,工作时冷酷无情,逼供时尖锐、刻薄。丰富的监听经验使他对各类不同人群的心理分析到位,他是这个国家锋利的工具之一。

在作家女友乘着部长的车回家时他恶作剧般的为作家敲响警钟;在作家和他的朋友说逃到西德时他放弃了告密却说:"下不为例,我的朋友";当另一位窃听员说出作家的不轨意图时他用不容置疑的威严掩盖过去;当作家女友禁不起审问背叛作家时他偷梁换柱巧妙的解救了作家。

又过了两年,这个前东德特工成为一个邮差,在大街上挨家送信。经过书店,他被一个大大的海报吸引了,是那个作家出版的新书。他走进书店,捧起书,打开扉页,上面写着:此书只献给×××7(该特工当年的代号)。

《窃听风暴》的故事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就像《1984》中曾经描述的“公开化无处不在”的情境一样,“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作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1984年的东德笼罩在一片的白色恐怖之中。全东德的百姓被一百万国家秘密警察控制着,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手段像《1984》中的电幕系统一样掌握和控制着人民的思想,人权得不到尊重,民众的居所只是国家的替补监舍,平静的生活随时会因为他者的闯入所打破,这也是影片另外一个译名是《别人的生活》的题中之义。片中展示了两个层面的闯入模式,一种是文艺部长的闯入,他利用职务之便,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这是一种对于作家夫妇生活的粗暴闯入,是为了一己私欲对他人的生活的一种侵占。而卫斯勒的闯入则主要表现为对作家家庭生活实施的二十四小时监控。作为国家机器上的小小零部件,特工工作所遵循的必然性和强迫性常常要求他必须丧失一个人所必需的起码的个性和情感特征来为国家服务,通过出于公心监视型闯入,在另一方面,也是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情感观涉角度。

两个多小时的影片就像一篇叙述文,波澜不惊却又意味深长,几乎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情节,却一点不觉得枯燥和无聊。即使看到大颗大颗泪珠从卫斯勒眼中滑落下来,我感受不到一丝悲哀的成分在里面,相反,内心里竟生出一分欣喜,面对德莱曼对妻子的爱、对朋友的忠、对强权的反抗,使他内在精神和情感逐渐激发,而所有这一切,影片没有用任何夸张行为和语言来呈现,只靠卫斯勒那种寂静无声的情绪慢慢渲染开来,如同滴落在宣纸的墨汁,恣意展开,挡都挡不住。

处在冷战时期的东德,人口并不多,却有近十万秘密警察和十七多万线人,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秘密警察和线人?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窃听风暴》横扫当年的德国电影奖,一举囊括最佳影片、导演、制作、男主角、男配角、剧本、摄影七项大奖,当仁不让地代表日耳曼人挂帅出征。加上温哥华电影节的观众选择奖、多伦多电影节的如潮盛赞,本作进入学院视野不容置疑。剧情简介:

“条条大路通罗马”一句,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曾经骠勇善战的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选择把“大路”修到哪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正是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来实现对于社会的控制,其目的莫不是为了阻断社会横向的交往,人为的构建“下面”对“上面”绝对服从的假象。极权之最,无非是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特工组织这样“皇冠上的珍珠”的存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会出现一群特殊的,专门负责国家安全的防卫部门,在这里供职的常常是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今天的美国他们被称作做CIA;回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前苏联的他们被叫做克格勃,简称KGB,前身为“契卡”,而在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则全服膺于一个叫史塔西的机构。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在持续增加,总共接近30万;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有将近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其总人口的1/3。

今天,没有谁会怀疑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独立于国家目标之上的生活,公权力更应当在居民的门槛前收紧自己的缰绳。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茨威格)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许多像卫斯乐这样的人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业亦为荣。他们一度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任何不信任政府的言行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

性是重要的。极权让人忘记自己的存在,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公民肉体的欲望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与高潮的体验同样并非其他的人与物所能替代。《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日渐磨灭的人性。在大洋国里,“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正因为此,一个时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总是伴随着被压抑的性欲的破土而出,性欲觉醒成了良心觉醒的报春鸟。

为此,东德设立了“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3人之中必有1人被监控。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80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社会的分崩离析同样体现在家庭之中,即所谓“老婆(公)在看着你”。关于这一点,卫斯乐的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他的妻子简妮?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相关解密文件有254页。

两年后,当卫斯勒经过大街上的橱窗时,发现上面一排醒目的德莱曼照片,宣传的内容是他新出版的书《献给好人的乐章》。卫斯勒翻开书的第二页,赫然醒目的一排字:此书献给HGWXX/7。他毫不犹豫拿起一本。以一种肯定的语气对售货员说到:“不需要包装,这书不送给别人,是送给我自己的!”

夜已深,卫斯勒完全沉浸在布莱西特的诗句里。此时,他躺在床上,捧着诗集,如饥如渴地诵颂着诗句,他的眼神越来越清澈,如同婴儿一般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