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香港的那一天,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知道我留在香港并不难找工作,可是在那里的四年,一直有一种逼仄的压抑感,为人处世要格外小心翼翼。”李芳说,现在在回到青岛工作的她并不后悔离开香港。

因为这个政策,有着翻译梦的大连女孩许思曾经放弃了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梦中学校”巴斯大学高翻学院。如今在香港连续居住满7年的她,面对是否要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选择,却犹豫了。

写到这里,我终于可以说了。我的大理,就是我的北京,我没有留下,却也不曾离开。我在大理,和在北京一样,认真生活,认真工作,认真梦想。前几天,《奇葩说》做了一期节目,让人们选择是留下还是离开(他们奋斗的地方),但其实,这怎么会是一个选择题呢?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许思一直有个翻译梦,她想要学高级翻译做口译,“如果当翻译的话,肯定需要全世界旅行,有香港特区的护照会方便些。”

“乡愁/不是在别后才涌起的吗/而我依旧踏在故乡的土地上”,这是台湾音乐人陈建年歌曲里的心境,也是泛闽南地区平凡生活的抒情写照。

▲ 开咖啡店是很多年轻人返回原乡最想从事的行业之一,这和台南前几年的返乡风潮很相近

7岁的孩子在国外适应的如鱼得水,这是安妮很开心和欣慰的事。安妮说:感觉每次旅行都像是检验孩子学习成果的一次考试,你能从它的表现中清晰了解她对这个世界了解的多少,了解的如何……然后也就更坚定让她在国际化道路上走下去的信心。

陈柚说,她当时选择到香港的原因特别简单,“我从初中开始特别喜欢张国荣,而香港是张国荣粉丝的圣地。”陈柚拿到了50万港元的香港特区政府奖学金,是当年香港中文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留下也好,离开也罢,你真正需要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做出真正的选择,只要你不被任何外在判断绑架,选择了真诚的生活,你就不会后悔。在北京,在大理,在路上,都一样。

后来我们搬家来了大理,但我的孩子,却并没有进入这家我逢人便说的学校——大理还有其他的学校,做着不同的教育实验,它们可能完全不同,却各有各的好处。是的,这是大理给我的第二个重要印象:在热情和认真之外,它还宽容而开放。它可以接受各种各样不同的价值观,可以给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提供生活与心灵的支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离我们家不到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据说住着17个不同国家的人,其中有一些,在大理居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0年,他们有的人经营小小的私房菜;有的人以艺术家的面目出现;有的人在这里实验有机农业,一平方米一平方米地去改良土壤;有的人,成了中医理疗师——有的人来了又去,有的人去了又来,每个人在这里寻找的,大概都是对自己,对生活的安顿。你不一定能找到,但出发寻找,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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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多看来,人才“帽子”不光太多,而且太滥。当下一些人才计划的操作模式,就是由政府部门组织一批专家进行评审,少数专家垄断各个领域人才评选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某位专家可能只精通一个分支领域,现在却要对多个不同行业的人才进行评判,决定谁榜上有名,谁名落孙山。“帽子”的公信力也由此下降。

学校的办学形式向西方看齐,小班授课,老师的办公桌设在教室里。无论是老师的工作氛围,还是老师和孩子之间的交流,都特别温馨和真诚,家长们去了学校感觉很贴心,孩子也过得非常愉快。

2008年,陈柚高考排名湖南省前十几名,她当时有两个选择:清华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没有经过太多犹豫,在那个省级“高考状元”纷纷选择到香港读书的年代,她很快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

重庆女孩麦苏2011年开始在香港教育学院(现已更名为“香港教育大学”)读书。如果一直留在香港,到2018年8月,麦苏就可以换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2016年,拿到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不久后,陈柚回到北京大学继续读法律。至于三年后毕业时的打算,陈柚觉得还是要根据工作机会和地点来决定。虽然拿了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但在身份认同上,陈柚觉得自己还是内地人。

“我一个女生留在香港,家里未免会担心,而且在香港扎根还是很难的。虽然内地的房价也在不断上涨,但跟香港一直居高不下的房价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许思说,她刚到香港的时候就被告知香港太平山山顶道的房价已经高达每平方米66万元人民币,就算位于香港近郊新界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学附近的房价也动辄每平方米超过20万元人民币,而海景房每平方米30万元人民币也是有的。

而第二次让她感觉“崩溃”。2015年陈柚在港连续居住即将满7年,但在计算日期时,她发现她的签注加起来距离7年恰好少了一天。而正因为这一天,她需要多申请一次工作签注,即要在香港多工作一年,“如果不是那一天的话,我可能不会多找一份工作多留一年。”

在他看来,科研人员没有自己的项目不行,项目太多也不行,“最好就是承担一个项目,把它做精做透”。

10月18日以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多名有在香港念本科求学经历的学生,发现是留下还是离开,是目前这个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纠结。

在郑州这个城市里,收入虽然不高,但生活成本却不低,毕业两年了,虽然她已经非常节俭,但她依然没剩下什么钱,过着月光族的生活。

王倩对自己现在在香港的生活状况比较满意。自2009年读书之初,她的目标就非常明确,要靠读书在香港留下来生活,如今7年过去了,她也实现了她的目标。

2016年,阿梅和亚三策划了一场名为 “阮这个角头” 的生活摄影展,以在角头内居住的人为主角:早点铺的阿姨、在巷子里做了几十年理发的师傅、永远穿着闽南特色服饰打扮的个性大姐……都成为了镜头里记录的日常。

2016年3月,拥有400百万微信粉丝的网络红人咪蒙在微信发文,为自己的孩子在北京上小学的问题而求助,一篇《懵逼了!我的儿子失学了》将在北京入学的问题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处,有人戏说比起孩子入学,家长的尊严算个屁;也有人说现阶段改变不了政策,只能清楚了解政策,才不会到最后怨天尤人。

“我现在留在香港,就是因为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拘束。”麦苏的男友在美国读书,她说,未来不排除到美国深造和定居的可能,“拿到香港特区的永久性身份证后,拿美国绿卡会比用中国内地的身份快很多,节省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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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几年前读书的时候,同寝室的玲子立志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园丁——当一名老师,培育祖国的花朵。

如果城乡均衡化发展,可令青春与事业可以随处安放,撤不撤离城市的话题,根本不值得形成正反辩论,年轻人的个人价值也不会只有 “涌入巨型城市” 的唯一选择。

“可是等到朋友圈里一片晒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时候,我心里估计也会‘咯噔’一下吧。毕竟也曾是我的梦想。”李芳说。

英国是欧盟第二大经济体,其在欧盟的去留不仅会对英国人产生重大影响,亦将对全球金融市场和欧洲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手里有着400多万的资产却换不来一个学区房的尴尬现实摆在眼前,CiCi整个人有点崩溃,但是可悲的是CiCi的困境并不是个例,它反映的是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的现状。

如今在香港一家韩企工作的麦苏认为,对于在香港读本科的内地生,在香港读完本科后找工作并非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找工作时也没有受到歧视,相反很多公司都倾向于找普通话水平高又普遍成绩优异的内地生。

香港大学10月24日回复澎湃新闻,2009年申请港大的内地学生人数为8016人,此后逐年上升,在2013年达到顶峰12513人,2015年跌至9400人,2016年再次跌至8000人。香港科技大学来自内地的申请人数也在下降,澎湃新闻曾报道, 2013年来自内地考生的申请有6900份,2014年近6000份,2015年则是近5000份。

如何让项目更好地支持科技人员,让“帽子”更好地激励科技人员,让制度更好地为科技人员服务,把更多人才留在这个行业,是许多科学家思考的问题。

面对着这样的压力,他们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缩减着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不敢生病和辞职,成为了蜗居在大城市“高薪穷人”。

是的,我在大理很忙,我现在是一个独立出版人,努力学习,做几本自己喜欢的小书。我在北京呆了20年,在书评周刊呆了13年,除了和书打交道,我什么都不会。去年离开北京之前,我非常伤感。毕竟,如果要谈论一本书,还有比北京更合适的地方吗?那时我卖掉了房子,在北京没有地方住,最后在地坛附近的小巷子里,找了一家小小的民宿。住在那里的两个星期啊,让我对北京,充满眷恋:我重新过上了可以在北京的胡同悠闲散步的日子,我重新过上了坐着电车晃晃悠悠去逛三联书店的日子,我也重新遇见了国家大剧院,中国美术馆。

当然,有很多十来年前就定居在大理的“老大理人”会说,大理变得越来越嘈杂,越来越不美好不宜居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陆续离开,有的去了腾冲,有的去了清迈,有的去了欧洲,还有的,去了五台山——与此同时,很多来到大理的游客,也会觉得所谓大理,不过尔尔。

和陈柚不同,许思已经在香港连续居住第8年了,但她并没有把自己的香港居民身份证换成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没孩子之前,高昂的房贷已经让他们负重前行,有了孩子又必须考虑子女教育问题,毕竟孩子的教育是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所以,有人戏称中产阶级是被困在楼道里的一群人,似乎快跑几步就能叩开房门,但又好像永远也拿不到门的钥匙。

李晓芳也预定了10月2号的火车票回信阳老家。妈妈电话里说"姑姑给她介绍了个对象,家境还不错。"她还计划见几个高中同学,跟同学们讨论下是不是该离开郑州回老家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