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也有人对此举不以为然,他们把这种早餐当做饥饿艺术家贿赂看守以利自己偷吃的手段。这就未免太离奇了。当你问他们自己愿不愿意一心为了事业,值一通宵的夜班而不吃早饭,他们就会溜之乎也,尽管他们的怀疑并没有消除。

饥饿艺术家后来有时暗自思忖:假如他所在的地点不是离兽笼这么近,说不定一切都会稍好一些。像现在这样,人们很容易就选择去看兽畜,更不用说兽场散发出的气味,畜生们夜间的闹腾,给猛兽肩担生肉时来往脚步的响动,喂食料时牲畜的叫唤,这一切把他搅扰得多么不堪,使他老是郁郁不乐。可是他又不敢向马戏团当局去陈述意见。他得感谢这些兽类招徕了那么多的观众,其中时不时也有个把是为光顾他而来的,而如果要提醒人们注意还有他这么一个人存在,从而使人们想到,他——精确地说——不过是通往厩舍路上的一个障碍,那么谁知道人家会把他塞到哪里去呢。

[10]很明显,上述的内容便是对卡夫卡作品的阐释。但为了不失公允,我们还有需补充一点:在种种其它的阐释之中,也完全可以从纯粹的美学角度分析这部作品。例如,B•格罗图森(B•Groethuysen)要比我们巧妙许多,他给《审判》写了一篇相当出色的序,而文中,他仅仅阐述了他称之为无限憧憬之人种种痛苦的幻想。这本小说描述了一切却没有因此而加以肯定。这是命运或许也是小说的伟大之处。——原注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他的房间,虽是嫌小了些,的确是普普通通人住的房间,仍然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

[7]亨利·波尔多(Henri Bordeaux),1870-1963,法国作家,传统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兰西学院院士。——译注

现在刚到四十天,为什么就要停止表演呢?他本来还可以坚持得更长久,无限长久地坚持下去,为什么在他的饥饿表演正要达到最出色程度(唉,还从来没有让他的表演达到过最出色的程度呢)的时候停止呢?只要让他继续表演下去,他不仅能成为空前伟大的饥饿艺术家——这一步看来他已经实现了——而且还要超越这一步而达到常人难以理解的高峰呢(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饥饿能力是没有止境的),为什么要剥夺他达到这一境界的荣誉呢?为什么这群看起来如此赞赏他的人,却对他如此缺乏耐心呢?他自己尚且还能继续饿下去,为什么他们却不愿忍耐着看下去呢?而且他已经很疲乏,满可以坐在草堆上好好休息休息,可现在他得支立起自己又高又细的身躯,走过去吃饭,而对于吃,他只要一想到就要恶心,只是碍于两位女士的分上,他才好不容易勉强忍住。

但是饥饿艺术家到底还没有失去观察现实的能力,并认为这是当然之事,即人们并没有把他及其笼子作为精彩节目安置在马戏场的中心地位,而是安插在场外一个离兽场很近的交通要道口。

她看到墙壁光秃秃,只觉得心里堵得慌,为什么格里高尔就没有同感呢,既然好久以来他就用惯了这些家具,一旦没有,当然会觉得很凄凉。最后她又压低了声音说--事实上自始至终她都几乎是用耳语在说话,她仿佛连声音都不想让格里高尔听到--他到底藏在哪儿她并不清楚--因为她相信他已经听不懂她的话了--“再说,我们搬走家具,岂不等于向他表示,我们放弃了他好转的希望,硬着心肠由他去了吗?我想还是让他房间保持原状的好,这样,等格里高尔回到我们中间,他就会发现一切如故,也就能更容易忘掉这其间发生的事了。”

这里,人类的境遇之中彰显了一种本质的荒谬和与之难以共处的高贵(所有的文学都是如此)。它们不期而遇,则谓之自然而然地发生。我要再次强调,这二者包含在了我们精神上的放纵和肉体上短暂愉悦间的荒唐背离之中。这荒谬就在于身体必须超越灵魂。任何想表征这种荒谬的人都必须给与荒谬以生命,让它历经一系列相似的对比。于是卡夫卡用日常生活诠释悲剧,用逻辑比照荒谬。

一个演员灌注在悲剧角色的努力越多,他越是谨慎小心,不去夸大它。他的举止越是克制,那么他所激发出的情绪就越难以克制。在这一方面,希腊悲剧富于教训。在悲剧作品中,命运总是伪装在逻辑和自然性之中并自我感觉良好。我们预先就得知了俄狄浦斯的命运。他将犯下杀人和乱伦之罪,这在冥冥之中就已经决定了。而戏剧则努力展现了其内在的逻辑架构,即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引诱主人公走上灾难之路的。仅是告诉我们他的命运异乎寻常,这也不吓人,因为我们知道故事是不合常理的。然而,如果在每日生活、社会城邦以及熟悉的情感框架中表现出了故事的必然,那么这种恐惧就值得我们顶礼膜拜了。在那反抗命运的斗争之中,人们会被震撼并高呼:“那是不可能的。”而绝望的一丝必然就深藏在“那”里。

当时,饥饿艺术家风靡全城,饥饿表演一天接着一天,人们的热情与日俱增,每人每天至少要观看一次。表演临近届满时,有些买了长期票的人,成天守望在小小的铁栅笼子前,就是夜间也有人来观看,在火把照耀下,别有情趣。天气晴朗的时候,就把笼子搬到露天场地,这样做主要是让孩子们来看着饥饿艺术家,他们对此有特殊兴趣。

于是我把东西一件一件铺了开来,在其间漫步,同时玩赏着它们,悦目于其量之多,醉心于其味之杂。

老实说,心底纯净之人到处都会发现这种人性与非人性交汇的几何轨迹。如果说浮士德和堂吉诃德是艺术创作的杰出代表,这是因为他们用尘世的双手向我们指出了无限崇高之处。而总有一刻,心智将否认这双手所触及的真实。那一刻起,这一创作就不再被看成是悲剧之作:人们仅仅会严肃地对待它。于是人们思考希望的存在。但这并不是他应该做的。他应该远离欺骗与谎言。然而我在卡夫卡对整个宇宙发出强烈诉求的结尾之处发现的只有这么多。卡夫卡的裁定也难以置信:在这个丑陋而颠倒的世界,即使是鼹鼠也敢去希望。[10]

然而,以上的论述足以说明了卡夫卡在本文架构中的关键地位。这里,他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思想的局限之处。就其完全的字面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他作品的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如何,它提出了这个荒谬的问题。若是把这些结论与我们起初的论述、内容与形式、《城堡》的隐含意义与使其成型的自然艺术以及K的激情高傲之旅与每日生活的场景,把这些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将意识到它可能的伟大之处。因为,如果对往日的留恋之思是人类的印记,那么或许无人给过这些悔恨的幻影以血肉之身。但与此同时,我们将会感觉到荒谬作品所需要的那种独特的高贵,可能这里也无法找寻到它的身影。如果艺术的本质是一般与特殊的结合,一滴水珠落下的瞬间永恒与其光影之美的依恋,那么以他所展现出的这两个世界的距离来判断这位荒谬作家的伟大,这种方式将更加真实。他的秘密在于他能够捕捉到这两个世界极度不成比例之时所交汇那一点。

卡夫卡出生时的捷克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下,他在犹太商人家庭长大。在捷克语中“卡夫卡”是“寒鸦”的意思,卡夫卡父亲的商铺便以寒鸦作为店徽。不过,他从小接受的是德语教育,这也是他日后以德语写作的根源。

奇怪的是,卡夫卡也好,克尔凯郭尔也好,甚至是舍斯托夫——简言之,这些旨在揭示荒谬之神和它诸遭影响的存在主义小说家和哲学家——他们相关的灵感之作就长远而言,均不约而同地高呼希望的出现。

这项艺术的特点是表演者的技艺并不随着年龄的递增而减色。根据这一特点,人家就不能说:一个不再站在他的技艺顶峰的老朽的艺术家想躲避到一个马戏团的安静闲适的岗位上去。

就小说的建构而言,很少有小说比《城堡》更为严谨的了。K是以土地测量员的名义来到了村庄,准备丈量那个不知名的城堡。但是村庄和城堡之间并无沟通。在数百页的小说中,K不屈不挠追寻着他的方式,不断地向着目标前进。他机关算尽,依然微笑如常。他有些不安,但是保持着善意,并极力完成他人托付的责任。每一个章节既是一个新的挫折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小说的逻辑欠佳但写作手法却一致连贯。坚持不懈构成了作品的悲剧性。当K向城堡里打电话时,他听到的是疑惑且混杂的人声、模糊不清的笑声以及远处的挑逗声。这足以挑起了他的希望,就如同夏日天空中些许迹象或夜空种种憧憬给了我们以生的理由一样。这里,我们会发现卡夫卡特有的秘密忧郁。事实上,普鲁斯特的作品或普罗提诺的风景画中也均有相同的发现——对失落天堂的留恋之情。“当巴纳巴斯(Barnabas)今天早上告诉我他将去城堡的时候,”奥尔加(Olga)说到。“我非常地沮丧:这可能是趟徒劳的旅行,可能又浪费了一天,可能希望又要落空。”

对于较为随意的读者而言,这些戏剧小说乍一看,似乎描述了种种令人不安的游历,那些浑身战栗却不知疲倦的人物随着故事的发展,试图求解一些作品尚无明确阐述的问题。在《审判》中,约瑟夫·K获了罪,但却不知罪名如何。毋庸置疑,他希望为自己辩护,但却不知从何说起。律师们也觉得他的案子棘手难办。在此期间,他没有漏过任何一次恋爱、吃饭或是读报纸的机会。然后,他便站在了被告席上,但是法庭非常黑暗。他一点也不理解。他只是推测,他被认定了有罪,但是几乎想不起具体的罪名。他也时常也在怀疑,并带着这种疑惑继续生活。一年以后,两位衣冠楚楚的绅士找到了他并很有礼貌地邀请他一起散步。他们更是殷勤地把他带往了一个废弃的郊外,并抓住他的脑袋往石头上磕去,割开了他的喉咙。临死之时,这位有罪的人仅仅只是说了一句,“像条狗。”

“妈妈,妈妈。”格里高尔低声地说道,抬起头来看着她。这时候已经完全把秘书主任撇在脑后;他的嘴却忍不住咂巴起来,因为他看到了淌出来的咖啡。这使他母亲再一次尖叫起来。她从桌子旁边逃开,倒在急忙来扶她的父亲的怀抱里。

诚然,饥饿表演重新风行的时代肯定是会到来的,但这对于活着的人们却不是安慰。那么,饥饿艺术家现在该怎么办呢?这位被成千人簇拥着欢呼过的人,总不能屈尊到小集市的陋堂俗台去演出吧,而要改行干别的职业呢,则饥饿艺术家不仅显得年岁太大,而且主要是他对于饥饿表演这一行爱得发狂,岂肯放弃。于是他终于告别了经理——这位生活道路上无与伦比的同志,让一个大马戏团招聘了去。为了保护自己的自尊心,他对合同条件连看也不屑看一眼。

接着开始就餐,经理在饥饿艺术家近乎昏厥的半眠状态中给他灌了点流汁,同时说些开心的闲话,以便分散大家对饥饿艺术家身体状况的注意力,然后,据说饥饿艺术家对经理耳语了一下,经理就提议为观众干杯。

卡夫卡的整个艺术就是迫使读者再读一遍。他的作品,结尾,或结尾的缺失,都包含了某些缘由。但这些缘由并不是以明晰的语言写在书中,读者需要从另一个视角重读故事方可体会这些看似合理的东西。有时,同样的文本还可能有两种不同的阐释,进而需要读者阅读再三。这是作者想看到的。然而,如果有人竭力咀嚼卡夫卡作品中的种种细微之处,那就走上了歧途。象征总是泛泛而言,无论它的字面翻译多么精确,艺术家也只能还原出它的动感而已:逐字逐句的释义是不存在的。而且,最难理解的某过于一部象征作品。一个象征往往超越了使用者,并且事实上让他在无意识中表达了更多内容。这一点上,要抓住象征意义,最确定无疑的办法就是不要去触发意象,不要带着先入为主的态度阅读作品,更不要试图寻找文中隐藏的暗流。卡夫卡的作品尤为如此,因此不如接受他的种种规则,一如由形式理解戏剧,从表面理解他的小说。

诚然,那些提到卡夫卡的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把他的作品定义为“人类走投无路时所发出的绝望呼喊”,但是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其实,他的作品中存在无数的希望。在我看来,亨利·波尔多[7]的乐天派作品看起来独有一种沮丧。这是因为他的作品对万物皆无所区别。而马尔罗的思想则相反,它一扫阴霾之气。但他们二人作品所争论的希望(或绝望)却不尽相同。我只是发现荒谬作品本身可能导致我极力避免的不忠。荒谬作品曾为人类无果遭遇的苍白再现,并明确颂扬了短暂之生命,而在这里,它化身为摇篮,孕育了种种幻念。它对此的解释是它赋予了希望以形体。创造者无法将其置之度外。它也并非那个昔日的悲剧游戏。它使卡夫卡的生命具有了意义。

这一切流言飞语他都得忍受下去,经年累月他也已经习惯了,但在他的内心里这种不满始终折磨着他。每逢饥饿表演期满,他没有一次是自觉自愿地离开笼子的,这一点我们得为他作证。

他们拥抱这位即将吞噬他们的神祗。正是他们的谦卑召唤了希望。因为,这一荒谬的存在向他们多少显现了超自然的现实。倘若这一生命之旅将通往上帝,那么这毕竟也是一种结局。而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和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在他们各自的人生之旅中所展现出的不懈与坚持,便是为提升那种必然提供了担保。[8]

[8]阿玛丽娅是《城堡》中唯一不抱希望的人物。她和土地测量员K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原注

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在经理说话的时候,他总还能真心诚意地抓着栅栏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但每当他看见相片出现的时候,他的手就松开栅栏,叹着气坐回到草堆里去,于是刚刚受到抚慰的观众重又走过来观看他。

“好,归置归置吧!”管事说,于是人们把饥饿艺术家连同烂草一起给埋了。而笼子里换上了一只小豹,即使感觉最迟钝的人看到在弃置了如此长时间的笼子里,这只凶猛的野兽不停地蹦来跳去,他也会感到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小豹什么也不缺。看守们用不着思考良久,就把它爱吃的食料送来,它似乎都没有因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利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某个地方。它生命的欢乐是随着它喉咙发出如此强烈的吼声而产生,以致观众感到对它的欢乐很是受不了。但他们克制住自己,挤在笼子周围,舍不得离去。

于是饥饿艺术家只得听任一切摆布: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就好像它一滚到了那个地方,就莫名其妙地停住不动了。他的身体已经掏空,双膝出于自卫的本能互相夹得很紧,但两脚却擦着地面,好像那不是真实的地面,它们似乎在寻找真正可以着落的地面。他的身子的全部重量(虽然非常轻)都落在其中一位女士的身上,她气喘吁吁,四顾求援(真想不到这件光荣差事竟是这样的),她先是尽量伸长脖子,这样至少可以使饥饿艺术家碰不到她的花容。但这点她并没有做到,而她的那位较为幸运的女伴却不来帮忙,只肯战战兢兢地执著饥饿艺术家的一只手——其实只是一小把骨头——举着往前走,在哄堂大笑声中那位倒霉的女士不禁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只得由一个早就站着待命的仆人接替了她。

听到了母亲这番话,格里高尔明白两个月不与人交谈以及单调的家庭生活,已经把他的头脑弄糊涂了,否则他就无法解释,他怎么会认真希望把房间里的家具清出去。难道他真的要把那么舒适地放满祖传家具的温暖的房间变成光秃秃的洞窟,好让自己不受阻碍地往四面八方乱爬,同时还要把做人的时候的回忆忘得干干净净作为代价吗?他的确已经濒于忘却一切,只是靠了好久没有听到的母亲的声音,才把他拉了回来。

更为重要的是,这位土地测量员为了接近巴纳巴斯姐妹而与弗丽达分了手。因为,巴纳巴斯一家是村里唯一一个同时被城堡和村庄彻底冷落的人家。大姐阿玛丽娅(Amalia),回绝了城堡里一位官员的猥亵请求,随之便被一种不道德的诅咒缠身,失去了上帝的宠爱。因为人无法将人的尊严完全依托给上帝,所以这就意味着他与他的高贵优雅不相称。这里,你会发现一个存在主义哲学熟悉的主题,即真实与道德的对立。从这一点上看,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无论是弗丽达卡还是阿玛丽娅、这些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所追寻的道路正是那条从相信爱情到把荒谬奉若神灵的道路。卡夫卡的思想于是再次与克尔凯郭尔的交汇到了一起。所以作者把“巴纳巴斯的故事”置于了书的最后,这一点毫不奇怪。土地测量员最后一次尝试就是想通过否定上帝的方式来发现上帝、取信于他。他没有通过我们概念中的美德和善行打动上帝,而是以发掘上帝空洞而鲜为人知的一面,如他的冷漠、偏袒、愤恨,以此来认识上帝。此时的他已被疯狂的希望支配,为了竭力进入那神性优雅的荒漠,对自己不再忠诚如一,并放弃了道德、逻辑和知性。那个曾要求城堡接受他的陌生人在他旅程的尽头反而离他的目标更加疏远了。[5]

每表演一次,便稍稍休息一下,他就这样度过了许多个岁月,表面上光彩照人,扬名四海。尽管如此,他的心情通常是阴郁的,而且有增无减,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认真体察他的心情。

他仰头看了看表面上如此和蔼,其实是如此残酷的两位女士的眼睛,摇了摇那过分沉重地压在他细弱的脖子上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