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不变的5元独生子女费和1000元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奖励金,必须大幅提高。提高的幅度可根据这些经费首次发放以来的物价涨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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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看到可爱的小女孩子,她就开心地又亲又抱,还真诚地跟人家说绝对会好好待那个小女娃娃。

在老年人口中,独生子女父母占了绝大多数,因此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一直是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现在似乎有了解决办法……

他在3个家庭一直轮流呆着,甚至与他们一起吃住。2012年9月,结束拍摄返美。之后,每天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都在学校剪片。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前后剪了七八十版,从最初的近两个小时,删到39分钟。除了配乐,所有工作都是他一个人完成,资金也只有一家机构赞助了往返机票。

1980年女儿出生之后,顾家珍曾怀过第二个孩子,但是当时作为国营单位职工,如果生二胎,会被单位开除并接受数额巨大的超生罚款。她最后选择了堕胎。如今,独居的顾家珍坐在公寓桌前,整日念经。“我学了佛,觉得自己应该走出这个困苦,走出这个阴影。地震中我们家死了这么多人,我要为他们做一些事业,好生为他们超度。”镜头抬起来,她的窗外,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正被家长护着,在院子里骑车。对面楼上的阳台上,也站着一对亲昵的母女。

曾就读于南山中学的北川留美学生母子健拍摄制作的影片《独·生》,进入第8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候选名单。该部影片讲述了5·12地震后,北川失独家庭艰难重生的过程。早在今年6月,《独·生》已获得第41届学生奥斯卡奖纪录片单元铜奖,母子健是第二位获得学生奥斯卡奖的中国学生。

“专业的新闻训练教我努力以一种更深刻的表达方式,讲述中国家庭需要面对的真实。”母子健说,“这个社会有太多可以改善的东西,很多可以抨击的东西。可是讨论一旦又进入符号化的非黑即白,就不再有人真正关注里面普通人的状态和命运。我想做的是让更多人看到这种现实,大家能更多的讨论,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

“我不会失败,这不是成功和失败能定义的,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激励。我不需要太大的动力,灾难失去了很多人,亲人,家里很支持我做这件事,我也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2012年,母子健回到北川新县城,开始记录三个地震失独家庭试图重建家庭的过程。拍摄期间,母子健与拍摄家庭同吃同住、跟拍记录,投入真情实感与受访者交流,前后共花了4个月时间。

10年前,汶川,北川,绵竹,都江堰......穿越北纬31°的这些城镇与村庄,承受了最为沉重的哀伤与关注。

我在拍完他们之后就走了,以后也不会在家乡呆着,我这辈子都出来了。说实话,我对家乡永远是有一种亏欠感。拍摄之初,我为什么花了一个月把乡下都走了一遍,就是因为觉得我一个小地方来的,抛弃它了。我跟北川在一起的时候,能理解他们的艰辛。我拍《独·生》就是试图让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理解北川吧,因为大家一般谈到北川,都是那些大灾、创伤、感恩,已经把北川标签化了。

COCA艺术纽约专访了新晋纪录片导演母子健。出生于四川省北川县,本科毕业于四川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008年的四川地震改变了母子健的人生轨迹,因而研究生获奖学金赴美国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新闻与纪录片。他在纽约大学的毕业纪录片作品《独·生》(One Child)入围了第8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候选名单,并获得了2014年学生奥斯卡奖(纪录片单元)。2015年1月15日,《独·生》等8部入围影片将经过票选,角逐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提名,最终结果于2月22日颁奖典礼当天揭晓。

《独·生》是他的毕业作品,也是他对家乡的记录,更是他送给在地震中离去的亲人的纪念。

(走出稳定,拥抱不确定性 生活中,我们有很多人,在日复一日的稳定工作里,失去了适应变化的能力。朋友孙荀,在煤企工作了十多年。去年效益不好,工资发不出。我建议他辞职,另谋出路。 一米八的魁梧哥们,却捂着脸,脆弱的像个孩子,他说自己还能做得了什么。 唐山收费站下岗姐姐说:“除了收费,啥也不会”。 这是很多人面对变化时,内心恐慌的根源。 因为在那份虚构的“稳定”里,我们以为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所以安逸的朝九晚五,安逸的吃喝玩乐,安逸的做一只被温水煮的青蛙。 当变化降临,手足无措,崩溃彷徨。 盲目追求稳定,人就一定会失去抵抗风险和变化的能力。 狄更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这句话放在今天再合适不过。 这个时代,知识周期不断缩短,人工智能虎视眈眈,跨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罗胖在跨年演讲里说“你甚至都找不到对手”。 可能你今天做的行业,明早醒来,就成为时代的过去式,打败你所在行业的,可能是你从来没当成对手的路人甲。 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现状偏见”,是说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思维倾向,不喜欢冒险,喜欢维持原状。 这是我们大脑程序里的一个巨大bug。 所以,内心真正强大就是要对抗我们的本能,拒绝稳定。 当一个人有能力面对随时出现的变化时,内心才能变得强大起来。 不害怕变化,有能力拥抱变化,这是内心强大的底气。)

她是纪录片《独·生》的主角之一,也是母子健的表婶。在拍摄中,母子健接触到很多失去孩子后寄情于宗教的人。他们不考虑再婚,也不能再生育孩子。他认为,一方面他们借助宗教,化解失去亲人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有罪过,通过宗教来赎罪。

但也有政策和技术无法解决的创痛。医学普遍认为,女人生育的极限年龄是49岁。 人口学家穆光宗撰文称,根据2010年统计,中国大陆母亲年龄在49周岁以上的失独家庭已有百万。这些母亲几乎没有可能再生育自己的孩子。“35年前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很多事实是无可撤销的。”母子健说。相比付广军一家的幸运,杨建芬和顾家珍的痛苦更加难觅出路。

母子健觉得自己是灾难的受益者。因为灾难,他被幸运地选为出国留学生,并因此彻底改变命运。

以上六大建议是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的。

影片导演母子健是北川羌族自治县人,《独·生》是他在纽约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作品,也是他的第一部纪录片。在今年初获得学生奥斯卡奖的殊荣之后,《独·生》又在58部参选影片中脱颖而出,入选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候选名单,距离最后的提名(1月15日揭晓)仅一步之遥。 2015年1月5日,我们很荣幸能够与纽约梅索斯纪录片中心和惊迷影视为《独·生》共同举办这次特别放映。让我们在新年伊始能够有这样一次机会,通过这部影片中的人和事,重回自己生命中加厚的章节。

COCA是促进中美艺术交流的非盈利机构,由纽约艺术人士共同创办。承办艺术相关发布会、展览、电影节、拍卖、晚会等交流活动;旗下拥有美国媒体COCA艺术传媒以及近百家合作媒体进行同步发稿;合作独立出版社,拥有发刊、出书版权。

这些都是不正常的。”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他决定把纪录片的主题确定为“失独家庭”。他觉得,在地震中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惟一能走出痛苦的方式,就是再生一个孩子。他们的生活状态反映了更深层次、也更有代表性的重建。

梅索斯纪录片中心由阿尔伯特•梅索斯(Albert Maysles,1926-)创立。阿尔伯特•梅索斯是享誉世界的纪录电影大师,他和弟弟大卫•梅索斯(David Maysles,1932-1987)是直接电影的先驱者,共同拍摄了《推销员》、《灰色花园》、《给我庇护》、《奔跑的栅栏》等经典电影。梅索斯纪录片中心每年都会举办“奥斯卡前瞻”(Oscar Buzz)系列,展映入围奥斯卡候选名单或获得提名的纪录片作品。mayslesinstitute.org

“SUNY中国150项目”的学生很快受到各方媒体的关注。母子健和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尹婧是这个项目的学生代表。因为来自灾区,他们不断被各种媒体采访。“他们总是问,你是谁?灾难对你家庭有什么打击?你的生活怎么样?之后想干什么?”母子健说,媒体总是问得很浅,并不了解真正的他们。媒体报道之外,有很多空白,他觉得有意思,想自己去填补。这些经历让他决定以后学新闻。

Monday, January 5th, 7:30pmOscar Buzz: One Child(2014 Oscar qualifying, shortlisted and nominated feature documentaries.)Co-presented by Asian CineVision and EnMaze Pictures LLC.Zijian Mu, 2014, 40 min, China/USA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China's deadliest disaster in three decades, killed 90,000 people, including thousands of children. For the majority of families in China, losing one child means losing their only child. One Child follows the journey of three families, all from the devastated city of Beichuan, as they struggle to move past their loss and long for normalcy. One Child is on the shortlist for the Best Documentary Short Academy Award. Q&A with director Zijian Mu.

1988年出生于北川的母子健,父亲曾是北川中学英语老师,母亲也曾在北川公安局工作多年。小学四年级时,随父母迁至绵阳。“我从小接受北川最好的教育,一直是前几名,父母都比较开明。”他性格内向,常泡在互联网上,是虎扑网的红人。他经常逃课,爱看电影,自称“文艺小青年”,成绩却很好。2007年进入四川大学读国际经济与贸易。“稀里糊涂选了一个高大上的专业,跟大多数同学一样,想着将来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者银行工作。”然而,地震让他的人生彻底改变。

在镜头中,杨建芬看着窗外哽咽:「一家人都死了还好点,死了的人一了百了。活着的人好痛苦啊」。

母子健:我还是想引起改变,纪录片拍出来很不容易,被人看到很不容易。纪录片最有力量的是能引起变革。我更在乎的是,片子能带来实质的改变。希望能引起讨论,大家能关注到这个群体,对它有越来越多的认识。通过政策的调整,来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导演的镜头感很强,许多画面充满诗意。距离观片一年了,有些镜头还是在脑海中徘徊不去。” 网友“何雨Echo”如是说。

地震之后,各种援助纷至沓来,物资、金钱、医疗、救援者,还有一些项目。这一年6月末,国家留学基金委与纽约州立大学签订了一项援助计划,名为“SUNY中国150项目”。纽约州立大学提供150个全额奖学金名额,邀请四川灾区学生到纽约学习一年。“选拔的是来自四川重灾区的在读本科生,要求成绩优异、英语好,是为灾后重建培养一支青年领导者队伍。”项目负责人魏琳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