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诞生之初的上海学相似,北京学的概念一提出,便有大量专家、学者参与进来,对北京学的学科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基本概念进行初步的探讨与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有建设性意义的理论成果[14]。

第一,这些现实都在逼迫着我们改变过去“大而全”的传统学科思维,“收窄”战线,把着力点放在做“主流”的音乐创作、主流音乐家的研究上面。形象一些的解释就是:应当“由大而小”、“由泛而专”。具体说来就是: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在今后乃至未来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应当把对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及音乐家的研究,作为自己的重点。因为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西方传统音乐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看来,它们也都是把专业音乐家、主流音乐家的活动及成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

学校现设有人文学院、法学院、外国语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光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机电汽车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生命科学学院、药学院、海洋学院、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建筑学院、体育学院、后备军官学院、体育教学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部共21个学院(部),46个研究院所,57个本科专业,涵盖文、理、工、法、农、医、经济、管理、教育、艺术等10个学科门类。

1916年(21岁):与殷尚真女士结婚。被江苏省立五中聘为音乐教员,并在该校组织了丝竹部和军乐部两支乐队。

环境设计专业和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均设在烟台大学建筑学院。烟台大学建筑学院是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对口支援下创建于1984年,现有建筑学、环境设计和视觉传达设计三个本科专业。建筑学专业为山东省省级特色专业和山东省名校工程建设专业,该专业2011年通过建筑学专业评估,成为全国第45所有建筑学学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学院现设有设计基础、造型基础、室内环境设计、景观环境设计、历史与理论、综合技术、建筑设计7个教研室,及省级骨干学科教学实验中心——建筑生态与节能技术实验中心和烟台大学校级重点实验室——滨海地区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实验室。建筑面积达15000平方米的建筑馆内设有专用画室、专用展厅和专用设计教室。学院在多家工程设计单位建立了实习基地,保证教学实习各环节的实施。学院现有专职教师66名,其中教授6人,博士学位7人,在读博士7人,获一级注册建筑师人10人,一级规划师1人。教师硕士以上学位占86.4%。聘请了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教授在内的多名客座教授。在校学生800多人,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11月,建筑系美术教研室教师王岩松,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运营中心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的邀请,成为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正式创作人员之一。

(4)音乐上海学是音乐地方学发展的成功范例;音乐北京学是音乐地方学亟需发展之一斑。

杨廷果殁后,无又传其学者。仅《月儿高》和《郁轮袍》(《霸王卸甲》之别名)尚存,《潺湲引》等已失传。杨廷果传谱的《普庵咒》被华秋苹收藏于所编的《琵琶谱》中。

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当代音乐史。他的特点是:1、文字与图片相辅相成,以历史图片映照历史史实,以历史事件佐证图片信息;2、覆盖面广,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研究、音乐教育、音乐社会活动等包罗万象。局限是:包罗万象则未免泛泛而谈,个案深入不足等。

新时期中国音乐家,把中国现代音乐历史上的诸多音乐经典重新展示出来。一来以为国人精神生活之食粮;二来以为新创作的艺术基础。萧友梅、刘天华、黄自、青主的音乐作品及其批评观念,再度成为新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的“显学”,众多音乐学人对之趋之若骛。

1973-1978年间,我曾在山东工作,五年间接触到多种山东地方戏、说唱、民歌、民间鼓吹乐等,对黄河下游山东段(鲁西南、鲁北)的音乐分布及其风格、个性有不少感性积累;

第二,把宏观的近现代中国音乐问题体系化、具体化处理,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近现代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一种把宽泛系统化、把综合单纯化的做法。这样可以在纷繁的现象世界中,找到一条较为清晰的理路,长此以往纷繁的现象世界便可以有序化。譬如:我们可以把专业音乐创作这个较为宽泛的对象,系统地按照音乐体裁分划为歌曲、器乐曲、音乐戏剧等几个大类。歌曲类中又可以分划为独唱、重唱、合唱等,器乐曲类中又可以分划为独奏、重奏、合奏等。……这样分门别类地切入,能够相对容易的把握纷繁的现象世界。

其中的“第一副部主题”,就是在20世纪初叶形成的“为救亡”的主流音乐批评观念。民族存亡问题,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就是中华民族时刻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救亡”就是运用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手段,对外来侵略进行抵抗,以此挽救民族的命运。“为救亡”这个“副部主题”的确立,就是对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功利要求。整个20世纪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道路向我们表明:音乐艺术以自己尚显孱弱的身躯,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个历史使命;用自己尚显稚嫩的笔触,大气磅礴地谱写了20世纪的辉煌交响。

除了他的学术著作留给我们的遗产之外,其它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呢?我总结了几条,其中一条,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是我们做不到的。没有一个音乐学家有他那么广博的知识,有他那么多的实践,而且这个音乐实践是他几十年当中没有停止过的。我们很多的音乐学家是长期脱离音乐实践的,不听音乐,不听音乐会,不了解音乐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甚至不爱音乐,这样的音乐学家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学问,或者更甚,仅仅把它当成一个职业,或者再甚,仅仅把它当做一个为了考硕士、考博士的敲门砖。

(3)山、陕、内蒙古三省区接壤地带分别流传着爬山调、蒙汉调、信天游、山曲等多种山歌,形成黄河中游的一个汉族山歌流传中心;

钱铁民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员,江南大学艺术学院专家督导组组长等。著有《无锡正一道斋醮科仪器乐解析》《李芳园的琵琶艺术》《阿炳与道教》《关于缩短琵琶弦间距并改为五弦的初步设想》等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无锡道教科仪音乐研究》(上下册)《无锡民乐》《江苏无锡宣卷仪式音乐研究》等。另创作有二十多件音乐作品,在国家级群星奖、彩虹奖、全国表演唱大赛、中国第六届艺术节等比赛中获高奖。

[19] 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1月版。

上海学当然是以研究上海为对象,但它不同于上海史、上海志……上海学要研究上海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状态……上海学应该是从对于上海的分门别类及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由此构成为研究和发展上海这样一种都市型的学理,富有上海的特殊性,又含有都市学的共性。[3]

杨荫浏在研究中国音乐史方面具有杰出的成就。早在1925年他就用 英文写出了《中国音乐史纲》论文。1981年又完成《中国古代音乐史 稿》,该书65万宇,人民音乐出版社1951年出版。这是他在音乐历史与民族音乐、音律学等方面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使我国音乐史成为有乐谱的音乐历史。

阿炳失明后也曾和杨先生见过面,当时道士乐团受上海大同乐社的邀请去上海演出。这些道士请杨先生来排练,阿炳也来听,道士们虽然排斥阿炳,但还是给了杨先生面子,同意他来。阿炳又跟杨先生学了一些大套,后来给他录音时,竟有几百首之多,其中并没有像吴畹卿天韵社那些知识分子们演奏的大套内容。因为他失明,杨先生还抓着他的手在琵琶上摸指法。那次杨先生给他录音的时候,二位老朋友还“玩”了一把,杨先生弹琵琶,阿炳拉二胡,两个人都用的是民间即兴演奏的传统,你追我赶,你加个花,我变个奏,两人演奏得忘我、尽兴,以至于放下乐器一起感叹“过瘾”。这种场面叫什么?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叫“一时千载,千载一时”呀!你想想,假如我们今天把这盘录音带保留下来,那将是多么珍贵的遗产!

巴基斯坦裔女艺术家 Anila Quayyum Agha 装置作品 《Intersections.交集》

[16] 舒乙:《在北京学研究所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尹钧科:《有关北京学的几点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张妙弟:《对北京学研究内容的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王兵:《对北京学基本理论的初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赵晋:《关于北京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方彪:《北京史与北京学》,《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李颍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关于北京学研究的方法》,《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高巍:《北京学——从城市文化生态学到城市社会学》,《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马万昌:《对北京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张妙弟、张景秋、张宝秀、卢培元:《北京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周小翔:《北京学基础理论探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曹诗图、孙世强:《三峡学与北京学之比较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郝玉梅:《〈北京志〉——北京学研究的宝贵资料库》,《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张佐友:《关于北京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张佐

李芳园(约1850―1901)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编订出版《南北派十三大套琵琶新谱》,收录文曲6首:《平沙落雁》、《浔阳月夜》、《陈隋古音》、《塞上曲》、《青莲乐府》、《霓裳曲》;武曲5首:《满将军令》、《郁轮袍》、《淮阴平楚》、《海青拿鹅》、《汉将军令》;大曲2首:《阳春古曲》、《普庵咒》。平湖派在弹奏文曲时,要求婉约轻扬,柔腕轻拨,如珠落玉盘般奏出舒展徐缓的旋律,并有余音缭绕之感。武曲演奏则追求表现雄健豪宕势不可挡的气概,讲究抑扬顿挫、刚柔相济的处理。

[2] 唐培吉、孙仪、刘克宗:《上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Z1期。袁俊卿、陈树德:《试论建立上海学的必要性》,《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Z1期。王熙梅:《从对象学看上海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Z1期。张志孚、张元隆、潘纯刚:《上海学与上海史》,《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Z1期。

之所以称之为“多元并存的时代”,就是因为在这个时代的当代中国音乐领域内,基本上没有哪一个流派、哪一种观念能够“独领风骚”、“一元笼统”,也不是某几个流派与观念“并驾齐驱”、“三足鼎立”。而是在“多元并存”文化图景中,各个音乐批评观念、标准,各类音乐艺术流派按照某种“游戏规则”的原则,各行其是地展开自己的“风貌”。在“后新时期”这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现实中,“新时期”那种“为启蒙”、“为救亡”、“为艺术”的三元“底色”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并存”与“多色重叠”。这种“并存”与“重叠”,不是无序的“倾轧”,而是各个“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调节。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伴着新时期的辉煌,进入到近百年来的另一个高峰期,为21世纪的更高峰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2.大江大河由于流域长、流经区域地貌变化大,形成其空间气候、植被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习俗、信仰乃至音乐体裁、品种、风格的明显差异,由此成为研究音乐地理区划的理想对象,依此,我们或可以将某一水域划分为上、下游或上、中、下游,或可以做更细的划分。

杨荫浏作为中国音乐学界的泰斗,作为音乐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迄今为止有关他的研究很多。作为杨荫浏先生的亲炙弟子和关门弟子,田青先生向我们娓娓道来的恩师形象更加立体与丰满。田先生眼中的恩师除了在学术上有着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和深度以外,他还是一位活生生的人物,虽学贯中西,但也不乏同时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心路历程,终身与民间艺人和民间音乐结缘,并且有浓浓的“家国情怀”。讲座中,田青先生借用司马迁赞颂孔子的一句话表达了对恩师的崇敬之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1929年,杨荫浏应基督教圣公会之聘,先后在南京、杭州做赞美诗 的编辑工作。1931年,基督教成立六公会联合圣歌委员会,杨任委员、 总干事。1932年赴北京与燕京大学刘廷劳博士编译修订赞美诗,并共同 主编宗教期刊《紫晶》及《真理与生命》刊物中的“圣歌与圣乐”专 栏。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1941年。杨所编辑出版的赞美诗集《普天颂 赞》,获国际圣经展览编辑优良奖,所载赞美诗在国内外教徒中广为传唱。

杨荫浏曾多次去云南、河北、广西、江苏等地,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深 入调查,搜集了许多珍贵的音乐资料。同时在戏曲音乐和宗教音乐方面 也作了大量的研究。

威廉 · 肯特里奇丨 How we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学校近年来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9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以上奖励170余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973项目、863项目等国家级项目197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44项。主持省部级项目500余项,其中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2项。主持横向课题900余项。学校先后获得全国科技管理先进团队、全国普通高校科研管理先进集体、山东省社科先进管理单位、山东省高等学校科研管理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山东省CIMS培训中心设在我校。已开通的校园教育科研网是山东省内四大节点之一。《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烟台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工程版)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学校注重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先后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97所院校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现设有与挪威合作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1所,与韩国和美国高校合作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2个,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士、韩国共6个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的22所友好院校开展校际学生交流项目。作为全国首批获准接收外国留学生及可以邀请外国文教专家的院校之一,在校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设有山东省政府留学生奖学金。校内设有汉语水平考试(HSK)、韩国语能力考试(TOPIK)和剑桥商务英语等级考试(BEC)等考点。

[1]戴鹏海:《“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

当你做艺术品修复时,你会感觉自己和艺术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丨基弗代表作修复的幕后故事

[27] Sauer C. O.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1925,46-47.

因地名学,业已为学界公认。而音乐学的传统学科门类以及各自的“一亩三分地”,日渐不能符合学术发展的时代需要。最近几年,音乐史学对图像学的重视、音乐民族学学术视野的新变化、音乐美学越来越关注表演美学诸问题等等,都是音乐学学科内部各专业纵深发展的新动向,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音乐学内部各门类的传统学科定位与研究视域。音乐上海学,便是由部分音乐民族学(音乐人类学)与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等专业的专家牵头,逐渐探索而成的音乐学研究新领域。音乐学研究将主要方向集中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时空框架之内,建立新的学术基础并进一步发展,既符合音乐学研究的传统学术规范,又可以突破学科内部的专业限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音乐上海学的日渐成熟,有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前沿的特殊文化背景,相关研究的拓展也体现出当代音乐学发展越来越关注当下,力求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性趋势,更有上海方面的专家学者们勉励耕耘的身影。

总之,就整体而言,黄河流域为我国北方传统音乐的生存、繁衍、不断丰富提供了一个天然舞台,黄河流域传统音乐的分布状态、上中下游之异同、诸源地、中心的历史、现状、个性、风格等等,将是十分理想的考察对象和研究个案,即使前人已经有了相关成果,但从水域音乐文化的学理进行再考察、再研究,仍然必要,仍然有学术的挑战性。

1927年(32岁):从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外籍教授学习理论作曲。因托诺夫去津,改从欧罗伯学习,6月,欧罗伯离京,停。创办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了《音乐杂志》(共10期)。创作《歌舞引》《改进操》《悲歌》。

不同于一人、一曲的微观研究,也不同于一朝一代的宏观通史,音乐地方学从音乐学研究的“中观”层面打开了一扇门,既可以从一个城市、地区的音乐发展整体面貌出发,进行宏观性、战略性地审视,也可以立足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关照其中一种、一类音乐事项,探究其背后的地方性、时代性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在地方文化关照视域下的音乐地方学研究,因其具备当下音乐学研究进一步纵深拓展的可能性,以及地方学蓬勃发展的需要,理应成为音乐学界越来越多研究者驻足的领域。而且,音乐地方学在自身定位、研究视角等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优势,使其成为音乐学研究中具备恒温效应的研究专题。在不颠覆音乐学研究传统专业划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音乐学的学科内部多专业汇聚、多领域集中、优势互补,进一步实现音乐学与其他姊妹学科之间视域交叉、方法多元的音乐地方学,必有其积极意义。

以地区作为划分依据,研究某一地区的音乐文化发展整体面貌、阶段性特征以及重要音乐领域的重要音乐事项,历来是音乐学研究不同专业、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上海学与音乐北京学,恰好构成音乐地方学的正反两个典型。不同于一人、一曲、一朝、一代之研究,音乐地方学从音乐学研究的“中观”层面打开一扇门,既可从一个城市、地区的音乐发展整体面貌出发,也可立足地域文化的特殊性,关照其中一种、一类音乐事项。建立在地方文化关照视域下的音乐地方学研究,因其具备当下音乐学研究进一步纵深拓展的可能性,以及地方学蓬勃发展的需要,理应成为音乐学界越来越多研究者驻足的领域。

2011年7-8月,带领“中国音乐地理”项目团队,在晋陕蒙地区考察拍摄以及此前此后对这一带民间音乐的多次采录,其活动范围主要在黄河中游,是继1984年4-6月下游考察的又一次采录和调研;